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笔记

写在前面

本文系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尔老师在2024-2025秋季学期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》课上所做笔记的整理。王尔老师的授课既具有广度又富有深度，给予我很大启发。在此向王尔老师致以谢忱。

为明确文本性质与使用规范，特作如下说明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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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论

什么是“思想史”中的思想？

意识活动已经有了某种非实用性、超越了实际生活、生产等具体意味时，具有一定的纯粹性，这种意识活动才称之为思想。具有三个特征：

成为共识，具有普遍性
秩序化和体系化
通过文字记录和论证

雷德菲尔德（Robert Redfield）提出了“大传统”（great tradition）和“小传统”（little tradition）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：

大传统：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，体现了社会上层生活和知识阶层代表的文化，多是由思想家、宗教领袖经过深入思考所产生的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。
小传统：乡村社区俗民和乡民生活代表的文化传统，一般社会大众的下层文化。

两者是互动的，并不完全割裂。复杂文明的精神气质，主要是由其大传统所决定的。

大小传统的分离意味着思想的起源，其标志主要包括：

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的形成
权力管理及神职人员的专职化
文字形成，用文字记述历史和思想的专职人士分离出来

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思想史的特质：

注意思想的语境（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）。思想家所处时代的大语境和思想家著述的小语境，以及思想家与时代互动呈现在著作中的整全语境。
注意思想者的言说目的、对话对象和思想的行动力。
中国思想言说的“随事而变”（varying with changing contexts）。中国思想词语往往将抽象的思想依附在直接的经验上来解释，概念随语境变化。
例如：“精”可以指精气，也可以指精魄和鬼神。
中国思想的特质是“关注秩序”，也就是事物的位置、关系、命名、价值。西方思想往往关注于存在的问题。

第一章巫祝卜史的传统与中国思想的起源

第一节：巫觋、祭祀到礼乐：早期中国的原始信仰与“巫祝卜史”的知识阶层

红山、良渚古国消亡了，他们都重视祭祀。

辽宁朝阳的红山文化：“坛（祭坛）、庙（女神庙）、冢（基石冢）”

浙江余杭良渚文化：玉琮

用玉器的古国普遍对神秘力量又崇拜。（靈，巫也，以玉示神）

而仰韶、龙山玉器出土较少，不重视祭祀。仰韶文化最终不断发展，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主干。神权高于—切，应该是红山和良渚最终均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。

参考：李伯谦.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——红山、良渚、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[J].文物,2009,(03):47-56.

上古的巫觋文化及其思维模式

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、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。（这也是其与宗教的差异所在）

马林诺夫斯基在《巫术、科学、宗教与神话》中认为巫术是“古已有之”的存在，我们并不能找到他的起源。巫术使人能够进行重要的事功而有自信力，能使人的乐观仪式化。

上古人类认为自然万物遵循规律。有神秘力量可以被人们掌握，进而采取积极的方式（法术）或消极的方式（禁忌）来运用或躲避。弗雷泽在《金枝》里提出，这种规则一般是依靠联想而发生效力的，具体有以下两种：

相似律：样貌、形状或性质相类似的事物，必将产生因果联系（相似性联想）
接触律：原本连成一体的事物，即使分开也会继续产生相互作用，不受距离影响（占有性联想）

这种联想构成了巫术的基本原则，是思维的产物，是对心灵感应的信仰。

巫术是为了寻找世界的确定性和秩序性，是为了追求与外在世界一致的思想的秩序，及理解外在世界秩序的整齐的思想。巫术实施者是最早的知识精英群体，当这种思维与话语的权力从大众转向少量精英时，思想史就开始了。一些最能干的人垄断了对世界现象与神秘力量的解释，并把它们转化为一种秘密的知识和技术，而这些知识和技术是可以普遍适用的。这种权力进一步集中形成了思想的权威。

巫觋与宗教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

巫觋不必定需要有鬼神的存在，只关心如何操纵超自然的神秘力量。即使面对神灵，巫觋也像对待无生命物完全一样，强迫或压制他们。而宗教是去取悦和讨好他们。因此，人或神都从属于非人的力量，懂得仪式和咒术就能操纵和利用这种力量。

因此巫师与祭司有不同的职能。在远古时代存在一个“人人为巫”的阶段。

远古的巫觋时代：“绝地天通”

《国语·楚语》：
昭王问于观射父，曰：“《周书》所谓重、黎使天地不通者，何也若无然，民将能登天乎？”
对曰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古者民神不杂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聪能月彻之，如是则明神降之，在男曰觋，在女曰巫。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，而为之牲器时服，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，而能知山川之号、高祖之主、宗庙之事、昭穆之世、齐敬之勤、礼节之宜、威仪之则、容貌之崇、忠信之质、禋洁之服，而敬恭明神者，以为之祝。使名姓之后，能知四时之生、犠牲之物、玉帛之类、采服之仪、彝器之量、次主之度、屏摄之位、坛场之所、上下之神、氏姓之出，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。

阶段一：民神异业（不一定真正存在）。

阶段二：民神同位（家为巫史）。及少皞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

阶段三：绝地天通（各司其职）。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。

绝地天通意味着巫祝卜史阶层独立出来，分化成为影响统治者的高层，发展出祭祀与占卜为核心的共同体意识，祭祀时代拉开序幕。

先秦文献中的巫、祝、卜、史

略。

祭祀时代：殷商甲骨卜辞所见思想史

占卜的流程及商人的命运观念

人类学家普遍认为，人创造出鬼神观念，相信鬼神的存在和作用，是为了解释世间无法以常理解释的现象。如果人不能了解人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，就无法去对付它，人就失去了生存的信心，处于恐惧和不安，就会出现“意义的危机”。

占卜的流程

商代的祭祀和占卜文化属于人类学上的“礼物贿赂论”（gift as bribe），商人认为人通过正确适当的祭祀可以引来神祇的报答。这建立在商人“命运可知亦可改”的命运观上。

商王占卜时主要人物有需要占卜的商王，贞人和卜人。商人的占卜分为对已然事物和未然事物的占卜：

对已然事物：祸患是否由鬼神引起？由哪个鬼神引起的？列出一个怀疑名单逐一进行贞问，直到兆象给予肯定的答案。之后商人对其举行专门的祭祀，满足其厌。
对未然事物：下一旬中有无祸患？若吉，行动，如祭祀某祖先或征伐某方国；若不吉，取消活动。

商人“可知而不可改”的命运观念

商人占卜表现出命运可预知、可改变的观念。

中国古代的命运观大致可分为道德命定论和道德无涉论（命运可知可改、命运可知不可改、命运不可知不可改）：

道德命定论：周人的道德天命论。
道德无涉论：
- 命运可知可改：商人的礼物贿赂论。
- 命运可知不可改：两汉，周易和阴阳五行的联系宇宙观。
- 命运不可知不可改：春秋以后，道德天命论失效。如《荀子·宥坐》、郭店楚简《穷达以时》。

卜辞所见商人思想中万物的秩序化

商人心目中神秘力量的秩序化、清晰化。商人把神秘力量神格化，组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神的谱系：“帝”,“东母、西母”（日神、月神）,四方之神,山川之神。这是万物有灵的泛神论。
崇拜祖先之灵，形成初步伦理化的思想。已经将祖先的亲属关系分成亲疏远近，形成了王室结构，区分自我与他者。
知识系统的分类和秩序化。商人建立了一些只属于意识世界的分类和联系观念，神灵被划分出等级并配对。

贞人代表的“巫史卜祝”阶层之知识系统

以龟策预言吉凶的知识。从《周易》到《左转》不断发展。
对天文历法、地理农业、神灵万物的认知及处置方式。思想倾向：宇宙是有机的整体，万物彼此联系。宇宙生成是整体的、连续的、动势的。
对祭祀仪轨的知识。

参考书目

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：《金枝》，商务印书馆

马林诺夫斯基：《巫术、科学、宗教与神话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徐旭生：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，商务印书馆

陈宁：《中国古代命运观念的现代诠释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

陈来：《古代宗教与伦理：儒家思想的根源》第1-4章，三联书店

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一册第1-5节，复旦大学出版社

第二节：商周之变与礼乐文明

有学者认为，周征服商，是相对落后、边缘的文明征服了一个发达、中心的文明。

周由此继承和吸收了商的文明成果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体系。（傅斯年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）

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周因于殷礼，其损益可知也。”商周之际发生了关键的变化，商的祭祀文化转变为周的礼乐文化，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调和气质。

王国维《殷周制度论》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据于殷周之际。”

修身成德之礼：个人秩序的建立

“礼”的起源很早，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习惯，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、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联系的手段。

进入阶级社会后，许多礼仪还被大家沿用着，其中部分礼仪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变，作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。

由简入繁，由质入文：四代之礼的损益

有虞氏之两敦，夏后氏之四琏，殷之六瑚，周之八簋。
俎,有虞氏以梡,夏后氏以嶡,殷以椇,周以房俎。
夏后氏以楬豆, 殷玉豆,周献豆。
古之葬也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。有虞氏造瓦棺，始不用薪。然虞式瓦棺，则未有椁也。夏后瓦棺之外加堲周，殷则梓棺以替瓦棺，又以木为椁，以替堲周。周人更于椁旁置柳、置翣扇，是后王之制以渐加文也。

三礼中《仪礼》最能代表周代礼乐文化的实质内容，主要是属于“士”以上的贵族生活、交往、安身立命的规范形式，主要包括冠、婚、丧、祭、乡射、相见这六种礼仪。

周礼围绕着人的生命过程而展开，具有人文主义的基础或取向，关注的是如何使“自然人”成长为周文化体系中的“文明人”，也就是划分君子、小人。国人与野人就是君子与小人最早的划分。

礼、乐之别

乐需要以礼来节度，乐也能缓和礼的严苛和紧张。乐的思想，体现在“礼异乐同”（礼实现贵贱区分，乐实现上下相亲）和“礼外乐内”（礼使人得以他律，乐使人得以自律）。

天命惟德：政治秩序的建立

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，和“人”、“民”相对于“神”的地位的上升，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。周人相信神把注意力全部关注于善和恶的问题上，从伦理的角度理解神和自然。

《康诰》：慎罚、保民、天命不唯常的“敬”思想体系

把文王的明德慎罚与受天命联系了起来，强调保民是明德的表现。

《康诰》提出了“惟命不于常”，这是周公的重要思想。上天的意志和命令是会改变的，体现出周人的忧患意识是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以后，面对混乱局面的政治焦虑。这是周公理性天命观的体现，是商周世界观区别所在。

《康诰》还强调“慎罚”思想，强调：

判决过程要慎之又慎
杀与不杀的界限在于是否有悔过认错的态度
“行天之罚”的观念

《召诰》

周人用君权神授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。而完整的君权神授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君权何以转移（为何从殷转移到周，如何防止未来由姬周转移向他姓）。

天意决定于民情，民情决定于王之敬德与否。

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可以概括为天命无常、天命惟德、天意在民三方面，以慎罚、保民为核心的“敬”思想体系。

周人相信，天是有伦理理性的可知的存在，人不需要向天献媚，人必须集中在道德行为上，自己负责行为的后果，负责自己的命运。统治者必须知道天命体现为民众的欲求（西周政治文化向儒家思想）。周突破性地形成了人文理性主义精神。

周、秦重视“文”，重视礼节和条文。而到了汉更重视“质”，重视道德。

参考书目

李泽厚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三联书店

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一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

陈来：《古代宗教与伦理：儒家思想的起源》，三联书店

史华慈Benjamin l．Schwartz：《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》，程刚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

第二章轴心时代：思想突破与百家争鸣

以下部分待整理。